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窑厂百日
2011-02-26

作者:蔡小俊
  
  
26年前,我刚到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34团的团部,就稀里糊涂地给拉到了工程二连砖厂。我这白白生生的上海小伙儿在这儿当上了一名窑工。
  
窑厂的活儿件件都是超体力劳动,农村的孩子都不愿干,何况我们这些刚从城里来的学生呢。苦不堪言的磨练就此开始了。

“献忠心啦”

  
这里虽然地处边陲,山高皇帝远,可文革的阴影却还是处处可见。大批知青的涌来,住房立即紧张起来,窑厂拼命加班也不能让连队来拉砖的车满载而归。为此,连长玩了个花样,给加班加点起了个“献忠心”的美名。这一来再调皮的人也得像上了嚼子的牲口,乖乖地埋头拉车了。
  
凌晨三点钟,连长敲响了挂在篮球架上的破犁片,惊醒了熟睡的大公鸡。一时间四处传来的鸡叫和连长“去窑厂献忠心喽”的吆喝声打断了我们的好梦。“真跟周扒皮差不多。”黑暗中不知是谁嘟囔了一声。渐渐地宿舍里哈欠声、叹息声、悉悉嗦嗦的穿衣声此起彼落。这胳膊腿像不是自己的,眼皮也像是灌了铅,强支着坐起来穿衣服。连续半个月的“献忠”耗尽了我们的体力。刚来那会儿,挤得像蜂窝似的宿舍里哥几个整天又打又闹,这些日子都跟霜打了似的,累的就跟床板亲了。
  
沿着长满荒草的小路,晃晃悠悠地去窑厂,哈欠一个连一个,草叶把露水洒到我们的鞋上裤腿上。早晨的清凉慢慢地把我们从迷糊中拉了出来。窑厂的发电机已轰隆隆地响了,灯光闪烁。
  
我们这些十八、九岁的知青推不了装满湿砖坯足有五、六百斤重的独轮车,连长只让我们在制砖机边上喂土、抬砖坯。那台制砖机太简陋了,时不时地闹点小脾气,切砖时还得常有人帮着推一把--没劲儿。
  
制砖机、发电机、推土机震耳欲聋地轰鸣着,我们的手脚机械地运动着,湿漉漉的砖坯送到了坯棚,成行地码成了透风的交叉型。我们累得呼哧带喘的,腰酸的只想找个地方躺下来抻抻。那时候我们最盼望的就是机器出点什么故障,大伙可以美美地歇会儿。
  
北国的太阳懒洋洋地在天上又划了一圈,恋恋不舍地沉入那无垠的地平线。窑厂的灯还是那样雪亮刺目。那年月也邪了,宿舍里总是灯光如豆,可窑厂的灯泡总是那样耀眼,像一只只怪物的眼睛。

  
随着连长的手势,发电机喘息了几声嘎然停了车。“下班了”,疲惫不堪的人们扔下了制砖机。“大家回去都别空着手,搬几块砖!”连长对着大伙的背影又吼了起来。尽管大家一百个不高兴也得乖乖地捧着一摞刚出窑的热砖,步履沉重晃晃悠悠地把砖送到宿舍旁边盖了一半的新宿舍工地上。那时候,拉车的牲口比人金贵,也比人娇气,累了就是不拉,对它讲“献忠”,一点也不灵。荒草甸子上,踩出来的小路两边不断有扔下的砖,人的力量毕竟还不是无限的。

晒  水

  
潮湿的三江平原,到处是水泡子,水多得无处可排。但清灵灵的甜水可不好找,摸不到水脉,打出来的井水带着腥臭味,烧开后像酱油汤,一条新毛巾用一次就红了。方圆十几里就数我们连那口井的水甘甜凛冽,跟矿泉水似的,冒烟的嗓子几口水下去,立马清凉到心里。可谁也没有本事一口气把一茶缸刚打上来的井水喝下去,凉的直噎脖。用凉水洗澡那就更没门了。
  
知青越来越多,连里的小茶炉烧的水连喝得都不够。连长只好派人在井台边上钉了木板房,里面支起了一口像大澡盆似的铁锅,用劈柴烧水。没想到找烧水的人却让连长犯了愁。年轻力壮的哪都缺,体弱有病的还真对付不了这口能装几十桶水的大锅。也别说,还真有觉得这活好的人,一个上海女知青自告奋勇地接了这差事。一上手方知这烧水也不轻松。二百多个知青,一天四、五锅水都不够,凉水要一桶一桶从井里打上来,提下井台倒进锅里,柴禾还要自己劈,累得她直嚷嚷。连里给出了个主意:定量用水。白铁皮做的水舀子,女生一舀子半,男生才给一舀子。这一来就轮到大伙叫苦了。这小半盘五、六十度的温水,怎么也洗不尽满头是灰,浑身是汗的小窑工。跟人家姑娘套点近乎有时能多给点,但一盆水能洗出半盆泥来。
  
实在没辙了,只好另想办法。东北秋天的太阳中午依然很毒,大家纷纷拿出洗衣盆晒起水来。晚上回来带着满身的汗和泥洗个痛快澡,的确十分的惬意。但也有不自觉的人光用别人晒的水,闹得天天都有骂街的。
  
天气一天天地凉了,慢慢地水也晒不热了。汗出的少了,宿舍里也太冷,从头洗到脚也实在难以坚持,因此,也就没人晒水了。
  

出  窑

  
架棚里的砖坯越来越多,制砖机只好停了,抽出人来去装窑出窑。那二眼方窑日夜吐着烟与火,砖烧好了,停二天二夜就可以出窑了。连队来拉砖的车排成了趟,拉不上砖就不走。连长急了,“出窑!”“刚停火一天,砖还烫着呢”我们嚷嚷起来。“不行!连队等砖用,跟我上!”连长是个转业军官,那架势就差“共产党员们,跟我上”了。我们这些年轻人个个争强好胜,跟着连长抢着往窑里冲。
  
窑门口的砖不太热,可谁也不愿让砖在手里停一下。那时根本不发手套,一双手哪经得起成千上万砖的磨擦?手指肚磨出红肉,浸在温水里钻心地痛。窑里的尘土伴着高温叫人喘不过气来。渐渐地都能闻到胶鞋被烫出的橡胶味。眉毛拦不住滚滚而下的汗珠,咸涩的汗水杀的眼睛生疼。汗水将积满砖面的脸上冲出一道道的沟。越往窑中间砖就越烫,呼吸就越困难。汗珠子掉在砖上根本看不到痕迹,吐口唾沫吱啦一声就干了。衣服上的汗烤干了,渐渐地有人顶不住了,外面的人进来换他出去,再顶不住了,再换出去。最后连长也顶不住了,皱着眉头,说:“撤吧。”大伙如大赦一般,连滚带爬退了出来。窑外的空气如此清凉,我们大口大口地吞咽着。姑娘小伙相互一望,忍不住都笑了起来。长辨子成了砖红色,脸都像花瓜似的,鼻子里掏出来的全是砖面。问起老职工为什么不发口罩手套工作服,他们也纳闷:“从来没听说过。”也难怪,他们绝大多数原本就是农民。
  
大方窑是一种较原始落后的窑,既费煤又不好出装。有三分之一的砖需要人工一块块地搬进搬出。我们除了制砖,就是把这一块块毫无知觉的土块搬进窑里,用熊熊的烈火把它烧成坚硬的砖。那时有这样一句磕:我是一块砖,任凭党来搬,砌在烟囱上不嫌高,埋在地基里不怕累。
  
整整一百天过去了,我的胳膊粗壮了,手上的硬茧也出现了。窑厂的烟尘和汗水使我懂得了许多。虽然那时我们看不到未来,但似乎还明白,我们这一代人注定是要经受磨难的。学校里接受的革命教育和“文化革命”中接受再教育的狂热,使我通过了连队里的考验和筛选,被挑出来去学木工。
  
那时候一个手艺精湛的木匠是备受人们羡慕和尊重的,因为当地人实在太穷了,谁家也没有一件像样的家具,政策也不允许你得到,尽管遍地都是树林。唯独木匠家,能用不知那来的木板做个小板凳小炕桌什么的。
  
我想后来我媳妇能跟我,除了我的人品以外,恐怕与我这职业也不无关系吧。
  

 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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